以墨瞿为代表的墨家是先秦时期的另一显学。墨家对天的态度和法律思想与儒家相距甚远，墨家反对儒家由内到外，由近及远的递推之爱，而主张“天下之人皆相爱”；反对儒家的重义轻利，而主张“交相利”。墨家主张法天，认为天是公正、无私，经久不衰的常物，天的欲恶、取舍应该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。墨家主张以天为法，其实是想诉诸“天”的权威来论证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的正当合理，但是，墨家的这一步走得却很远、很深，以至于由假借鬼神走向迷恋鬼神，将“天”赋予了人格特征，并将其设定为凌驾于尘世君王之上的最高主宰，有能力控制人间的福祸善恶，即“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”，从而将墨家的主张假托为天的意志。当然，即便是迷恋鬼神，墨家迷恋的也是公正无私、能为俗世服务的鬼神，即“尝若鬼神之能赏贤罚暴也，盖本施之国家，施之万民，实所以治国家，利万民之道也”。而且，墨家对鬼神的崇拜也夹杂了理性的成份，他们在现实中寻找公正无私的“鬼神”，认为尧、舜、禹等先贤圣王即是典型代表；反对厚葬浪费，主张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，以免殆竭家室，不利于后人的生产生活。
以老子、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“道法自然”，“无为而治”，认为只有依从能生养、主宰万物的“道”的精神方能达到无不治的境界。因此，老子倡导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”；告诫统治者应清静无为，克制**，在立法定制时也应以此为指导，勿宰割百姓；鄙视依“人之道”制定的人定法，力陈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的道理。庄子进一步申明了老子之术，抨击“有为”统治，颂扬无为无形的“道”的统治，主张在老子“小国寡民”的基础上回到没有法律、制度、道德、文化等一切人为之物的“浑沌时代”，被后世视为历史虚无主义、法律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。老子、庄子虽同属道家，同言天道，但老子讲的仍是人世间的生活法则，而庄子言及的却是人与万物并存无别，无知无欲、无人之情的真空境界。可见，庄子体现的已不仅仅是老子式的归隐心态，而是飘乎洒脱，卓而不群，并夹杂着悲观失望的复杂情感。此外道家还有扬朱，扬朱的名言是:拔一毛而有利于天下，不为也。归纳杨朱言论，其思想中必实为“贵己”，或曰“为我”。后世多斥杨朱之说“自私”、“颓废”、“堕落”，其实杨朱之言，有其时代性质。春秋晚期和战国早、中期，“孔子提倡”以为天下；而诸侯纷争，相互侵略、损以利亡，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，贵公贵仁之说，已成虚伪之谈。杨朱愤世而倡导“贵己”之说，“古之人，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；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”又说：“善治外者，物未必治；善治内者，物未必乱。以若之治外，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，而未合于人心；以我之治内，可推之于天下。”
法家本着人性恶和发展的历史观，将法作为唯一的裁判权威和行为准则，事事皆统于法度。基于此，法家排斥一切可能破坏法治权威的事物、思想和制度，包括儒家倡导的道德、仪礼，而对超现实的鬼神信仰更是不屑和鄙视。因为，鬼神信仰极易动摇对法的信仰，易破坏法的权威，不利于法家的奖励耕战政策的推进。为论证鬼神信仰与法律信仰在治国方略上的孰优孰劣，韩非以卧薪尝胆的勾践为例，“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，身臣入宦于吴，反国弃龟，明法亲民以报天，则夫差为擒”。在先秦法家中，重“势”的慎到与重“术”的申不害在论证法治必要性时与韩非、商鞅等不同。二人深受黄老思想影响，主张立法定制，改革变法，均应“道法自然”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劝导君主清静无为，让臣下积极有为或防臣下蒙蔽犯上。但无论是重“势”，还是重“术”，二者“尚法”“、任法”的本质不变。始皇独尊法术，并试图以法律外约束人的行为，内钳制人的思想。他采纳法家“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”的主张，坚决排斥可能阻碍法律实施的一切思想，包括儒家的“德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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