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来杨锐还是真的把这个农民工作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。钟观光结果册子翻阅起来，一年多的相处，他已经很习惯杨锐的简体字和白话文了。杨锐没有说话，心里则是在考虑着铁路修筑的事情，在他的考虑中，一定要趁日本人还没有完全胜利的时候，把两段日后最会被刁难的铁路修好，一段是从安东的港口延伸至内地的铁路，另外一段则是在新民屯穿过奉天连接抚顺的铁路。前面的一段不需要太长，主要是从安东港口出九连城，也就三十公里的样子，修起来也简单，直接把筑路材料海运到港就行了；后一段就麻烦了，不算新民屯到奉天这段，光是穿过奉天到抚顺的就有五十公里，而且所有的筑路材料只能通过关内外铁路运到新民屯，只好就要用土办法运输五十多公里才能到奉天。最好是把新民屯这一段铁路也修了就最好不过了。
杨锐对关内外铁路的所属权归属在谁手里手里一无所知，正要问钟观光，谁知道他把册子一拍，说道：“竟成，你好毒啊！”
他说的莫名其妙，杨锐错愕道：“我哪里毒了？”
钟观光指着册子说道：“你还不毒？先是通过银行，把士绅们放贷的权利给弄没了，再通过什么农资公司把那些粮站、大车店给弄没了，最后还直接把联庄会控制起来了。那这士绅不但钱赚不到了，连权利也没用了。到最后，庄……农民，你说的农民只借你的钱，只买你的种子，只卖给你粮食，只听你的话，你还说你不毒？”
杨锐听他这么说顿时笑了，他这样也算毒，呵呵，那某些人要笑了。他问道：“什么听我的话，是听我们复兴会的话，还有，就算真的是你说的毒，但是这毒对农民也就是对百姓来说是好是坏？再说，我只是要通过银行压低农村的借贷利率，不是要完全垄断农村的借贷；同时通过农资公司提高收粮时候的价格，不是要全部把粮食收了，那些地主士绅们完全可以是银行、农资公司的股东，只不过利率和粮价还有联庄会部队都是我们主导控制，他们参与管理而已，没有把他们往死路上逼。”
他怕钟观光不了解这么做的初衷，又解释道：“按照沪上那边做的农村情况调查，影响农民生计的有三，一为地租，沪上包括整个江浙地区很多都是五成地租，少一点的也有四成的；二为粮价，每年收粮的时候粮价都被大户和粮商刻意打压，而地主这时候收租又不要粮食只要银钱，逼得农民低价卖粮；三为高利贷，一旦天灾人祸农民就要借债，可这债却是利滚利的，一旦沾上就难以脱身，轻则倾家荡产，重则卖儿卖女。土地问题我们先不提，先把粮价和借贷利息稳定住，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经济手段把农民吸引到我们这边来。”
钟观光刚才只是感叹这样的办法怎么从杨锐的脑袋里想出来的，所谓毒只是感叹而已。杨锐最后的解释然他想起了农村的现状，虽然他进学以来就少有在农村了，但农村底层百姓的疾苦他还是知道的——利滚利的贷子一沾上就要家破人亡，每年出粮的时候粮价都是低的，债主们和东家都司逼着农户卖粮——可虽然知道，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还以为这是世之常理，同时他又被国难国耻吸引了注意力，一心只想祖国富强不受欺凌，对于那些百姓的疾苦倒是淡忘了，今天听杨锐这么一分析，到确实觉得这么做很有必要，不过他却有些担心，“要是地主士绅不妥协，也就是不入股怎么办？”钟观光知道那些老爷们的秉性，杨锐的做法等于断了这些人的财路，所以有此一问。
“还能怎么样。”杨锐冷笑，“如果他们是正当的办法，那么我们就用正当的办法去应对，无非是大家比谁银子多了，我们银子虽然不多，但也不少，对付他们可是十拿九稳的，再说铁路在我们手里，他们就是收了粮食我们不给运也得逼死他们。当然要是他们要使什么歪点子，那么我们手里的枪不是烧火棍。”杨锐说的杀气腾腾的，仿佛又是一个洪秀全。
钟观光听到杨锐杀气腾腾的话语，一时间愣住了，在他对杨锐的印象中，从来就没有这么暴虐。也许是他小时候父母被逼的远行他国留下的创伤吧——在杨锐编造的谎言里，他是六七岁的时候随着父母逃荒，全家被人卖猪仔卖到美国的，长大之后在国外转了一圈才回到中国的。这其中的艰辛以至他今日对地主士绅如此痛恨吧。钟观光对杨锐的猜想完全错误了，杨锐不是农民出身，只不过他水果贩子的经历使得他对农村的一些事情很是了解，而对地主士绅的愤恨则来自于几十年如一日的我党教育，在来到这个时代之后，通过不断的收集资料和观察，杨锐发现农民还是很困苦的。而对于要建立政权的复兴会来说，这股力量是一定要收为己用的，对于那些敢破坏的土豪士绅，杨锐绝不手软。
屋子里一时安静了下来，钟观光在想杨锐的举措对农村的影响和如何去把它付诸实现，他明白杨锐的做法是对的，虽然这有损地主士绅的利益，但是对更多多数的百姓而言，这些都是善政，“一家哭不如一路哭”，他不由得想起了这句古话，当然，也不是要一家哭，只是一家愁罢了。而杨锐则在想着至关重要的两小段铁路的修建，这两段铁路修不好，那么整条铁路就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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