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。
在此我想补充一句：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（lourdes）2的治疗相媲美。有很多人，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，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。
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，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。今天，治疗神经病的r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。
1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（1930b）。——英译注。
2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，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，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。——中译注。
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，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；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。
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，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，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，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。事实上，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。
例如，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。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，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：时戴上，散步时摘下。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。
据我所知，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，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；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，而是打了折扣的——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“毒牙”拔掉了；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。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。
但是，在医疗实践中，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，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。
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，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。
这种方法费力最大，花时最多，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。考虑到这种情况，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。对于合适的病人，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，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。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。
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，希望克服这些障碍，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。
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，加强移情作用，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；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，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。
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，但我认为他们太自负了。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，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，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1。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，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；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、完全不必要的东西。
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、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。
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，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。
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，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，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。
我们充分重视了这种情况，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病人气质上的因素。
对于这种因素我们是绝对无能为力的。
不过在理论上，我们不是应该始终把它记住。
从根本上说，分析疗法是很难接近精神病（phoses）的，但精神病与神经病（neuroses）关系密切，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治疗神经病。
精神分析的疗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难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缚。在儿童的场合，妨碍取得最大疗效的因素，是关系到儿童与其父母联系的外部困难，虽然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的问题。
在成人的场合，困难最初产生于两种因素：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类型。
当然，在类型问题中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决定因素。
第一种因素常常被错误地忽略了。无论心灵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过去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，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复原的。在某些场合，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，某些变化看来已
1在写这些话时，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费伦齐。几个月以后，在关于这位朋友讣告中，他又重申了这些看法。——英译注。
经定形，并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灵创伤。在另一些场合，我们的印象是患者的心灵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；他的精神过程——我们完全可以为它指出别的途径——似乎没有能力摒弃原有的轨道。
但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同一种现象，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同罢了。
我们一再发现，这种治疗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种必需的动力，而这正是阻止我们引起治疗变化的原因。
病人身上的某种异常的从属性的关系，某种特定的本能成分，比我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要强大得多。
就精神病而言，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。我们很熟悉这些疾病，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对抗的手段，但这些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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