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坐车想不买票。
我坐在那儿,哪儿也不看,心里十分紧张、害怕。突然,在学校附近的一站,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。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,在晨光中,他的脸显得灰白,而且很严肃,眼睛毫无生气。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,脸朝我,但没看见我,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。
我坐在那儿,想着是否要走过去,我决定不用过去,因为他没注意我。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,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。
可怕的是,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,一个泼妇样的女人,而且,她已开始查票。灾难终于来临。我坐在那儿,感到惶恐不安,孤立无援。我真傻。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?没有论文,没有工作证,什么都没有——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……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,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。
这一站怎么这么长,我下不了车,我已经被困住了。
我开始祈祷:“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。救救我吧,不是为了我,而是为了科学。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。为了这缘故,基因和染色体的创造者啊,给我五戈比吧。”
但太晚了,太晚了……无情的、油桶般粗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。慌乱中我扭头去看车窗。突然,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,一枚黑乎乎的、铜质的、真正的硬币。我一把抓过它来,身体弹离座位,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。我马上感到如释重负,平静地迎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,老头儿正坐在那儿。他在看着我——他早注意到了。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,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,若无其事地把票交给她,车就到站了。
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,他甚至先下一步,然后伸手扶我下。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,他突然问我:“老实告诉我,你为什么最后才把五戈比放进收币机,恰恰是检票员要抓你的时候?你是否总这样贪小便宜?”
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。听到我曾对“无名的世界创造者”祈祷,他大笑不已,但又说,这里面是有点名堂,由不得人不信——不然五戈比从何而来呢?我没想到老头也有高兴的时候。总之,我们到了他的实验室。唯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,时至今日,他仍然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,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屋,是我去找他。
坦率地说,在钱的问题上,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,也从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币时那样欣喜若狂。
“好,拉丽莎。我们在你身上又有所发现。”故事结束时爱玛微笑着说。
“是的,拉洛什卡,别总想用奇闻轶事来应付我们,”阿尔宾娜说,“你为什么要竖个盾牌掩盖自己?我们并不是危险分子嘛。作为个人,我尊重你的独立,我甚至羡慕你,你知道吗?”
“好啦,先别忙着羡慕我,我们的《女人十日谈》尚未完成——你还会从我这里听到许多……现在听吉娜的。吉娜,你在集中营呆过,想必有人为了钱而真的犯罪吧?”
“多极了,”吉娜挥着手说。
“那就给我们讲个真正可怕的故事吧。”
“好,我试试吧。”
故事之二
由流浪女吉娜讲述,她自认为这是她在集中营里听到的最可怕的故事。
我们区有母女二人,母亲36岁,女儿18岁。她们正在戒酒,已经骨瘦如柴,当然是强制性的。她们因杀人被抓进来,但俩人互相咬,都说是对方干的。她俩被分别关押,因为要关在一起,这两个身轻如羽毛的人会飞掉。她俩是了不起的斗士。
她俩的故事是狱友们告诉我的,说的完全是真事。她们住在工房,经常带外人回家,经常神志不清:她们喝酒,时时刻刻都在喝。母亲少女时就开始喝酒并同几个男人姘居,醉醺醺时生的孩子,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故事发生时,母女俩正和一个男人同居。母亲是十足的醉鬼,女儿也不甘落后。
一天,她俩共有的男人回家时带来了刚领的工资袋,这可是聚会的好时机。朋友们被邀来了,大家放浪形骸地折腾了一通,个个酩酊大醉,想跟谁睡就跟谁睡。第二天,酒没有了,钱没有了,客人也都回家了,但母女俩却大为不满——她们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n来。她俩不知是谁突然想到,她们的男人应该还有奖金。她们开始跟他吵:“你的奖金在哪儿?快给我们拿出来。”
他醉得不轻,但还能说话:“还没发呢。”
然后他转身去睡了。
隔壁有个邻居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工作,母亲打发女儿去问一下,看奖金到底发了没有。女儿在隔壁门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来,说:“是的,发了。”
她俩开始审问男人:“钱在哪儿?你为什么要藏起来?”
她们把他从床上拖下来,浑身上下搜了一遍,什么也没找到,便开始揍他,男人只疼得乱叫。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,以弄清钱藏在何处。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。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。
她们把他捆起来,开始拷打。起初她们用皮条抽打这可怜的醉鬼。虽说是烂醉如泥,他还是告诉她们:“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。”
于是,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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