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俩像一对挣脱剿杀的豹子，以势不可挡的架势，声嘶力竭地狂喊着冲出门，我却被一个从墙脚里蹿出来的鼓泡眼、大背头的男人抱住了，他的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这个丑男人是我一直没见过的，他用细嗓子，c着浓重的京兴土话叫：“傻b，你丫头的孬他妈啥丫子？也不办你，你丫把事儿掰扯清楚不就他妈得了！？”
此时的我为了求生，已经红了眼，突然有如天助一般地来了力气和勇气，照定那人的裆部就是狠狠的一脚。那人被踢得就像一条被枪子撂倒的野狗，立刻松了手，“哎呦”怪叫一声，蹲了下去。
我俩一路狂呼乱叫地跑到宾馆大堂，躲进服务员办公用的小间，反锁上房门之后，才对保安人员连比划再说英语，才把事情原委交流清楚。没想到，保安人员却没做英勇状，放弃了作英雄的机会，而是自认了缩头乌龟。他们只是给警方报了案，并没主动出击。等泰国警察赶到之后，他们才和我俩一块儿从办公室里溜出来，赶往我俩出事的房间。
我大着胆子用英语问已经巡视回来的泰国警察：“抓到坏人了吗？”
泰国警察一摊双手，若无其事一般地告诉我俩说：“一个人影也没看到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。”
当泰国警察进行调查取证，问我俩是否认识上门歹徒时，王学兵一个劲儿地摇头，连声说：“no！no！no！”他原来捡起的那把匕首也不知道被他什么时候丢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王学兵还向我使了个眼色，赶紧加重了自己的语意，用英语说：“他们都是泰国人，我俩怎么可能认识！？”
泰国警察用眼仁很白的眼睛望着我俩，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，似乎我俩在天方夜谭，似乎我俩在跟他们玩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一般。在泰国警察的陪同下，我俩重新回到房间。奇怪的是房间里除了我和王学兵搞乱的床，看不出有一点被侵扰过的迹象，更看不出有半点发生杀人未遂搏斗的痕迹。我拿起那被人搞断的电话，一听，里居然也有“嘟嘟”的声音了：电话竟然是通的！
“做噩梦？对吗？”一个泰国警察说了一句憋脚的英语。
王学兵不置可否地点了头。
但是，我确认刚才发生的绝对不是梦，而是真真实实的事儿，因为，我看到摆放电话的床头柜上现在正放着一个信封，那信封上除了歪歪扭扭的泰文，还分明写着三个大字：“史笑法”！而且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出门之前，这个床头柜上绝对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的！
另一个泰国警察见我望着床头柜上的信封发呆，用同样憋脚的英语警惕地问我：“这是来人留下的吗？”
不等我回答，王学兵先开了腔：“不，不！这是我自个儿的。”见泰国警察摆出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，他赶紧补充一句，“会议上的一丁点儿研究材料，也不是钱，我俩不怕丢！”
可泰国警察刚一转身，还没出门，他就一步上来，把信封装进自己的衣兜里了，那速度快得用迅雷不及掩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
荒诞的账外经营
如果有尺子可以衡量男女之间的感情，那么，我认为爱情的尺子，就是双方以相互给予为乐，身心相印；而喜欢的尺子，则是男女相互欣赏，若即若离。用这把尺子衡量我与王学兵的关系，从我这边来说，我既不爱他，也不喜欢他。从泰国回来以后，我虽然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小j躲老鹰的努力，以躲避他的s扰，但还是万般无奈地上了几次他的床。王学兵讨好我的方式像他博士后的学历一样高水平，也别出心裁。他为了满足我事业上的成就感，经常让我参加爱农银行京兴市分行的高级会议。而且我竟然有机会进入了市委大院，参加了由市委谢副书记亲自主持的京兴市金融改革研讨会！只是没想到，这次会却让我触到了一张巨大钱网的可怕一角。
本是九点半开始的会，我八点半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市委大院的大门口了。门内的武警战士见我傻乎乎地站在大门口的树下，像一只木鸟，不远不近的就是不动，也都握紧了手中的钢枪，木了眼睛，警惕地一眼不偏地盯视着我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武警战士托着枪，直对我阔步而来。先给我敬了个礼，而后客气地轰我走开。我则把木鸟坚持作到底，坚持不动。正当我和武警战士正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像焦旱的土地上飘来一场及时雨，一个面部线条刚硬、很有一点男人味儿的中年男子走过来，露出一口整齐而短粗的白牙，微笑着解了我的围。他问我：“您是参加市委金融研讨会的吧？”
他的膛音很重，不知道是天来样儿还是他有意而为之，他的声音很动听，充满了磁性，尤其是对女人来说。
我点了头。
膛音男人友善地笑了：“会议室在西门，这边怎么过去？！”见我有几分尴尬，他倒很会为我派遣，“您是新来的吧！一开始工作就能和谢副书记对坐着研讨国家大事！真棒！”
膛音男人的话像强心剂一样奏效，立刻使我没了尴尬，乃至重新找回了自信甚至是研究生的优越感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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