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“尊天子以令不臣”及其他。
当汉献帝逃难回到东都洛阳时，荀彧抓住时机向曹操献计说，“奉主上以从众望”，而毛玠也建议“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，这些后来被诸葛亮解读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到底是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还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呢?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谈谈认识。
其一，“奉天子”与“挟天子”。
到底是“奉天子”还是“挟天子”呢？
我们先从事情的起因看，
汉献帝九死一生逃难回到故都洛阳，当时的情景是帝入洛阳见“宫室烧尽，街市荒芜，满目皆是蒿草，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，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。百官朝贺，皆立于荆棘之中尚书郎以下皆出城樵采，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”（见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四回）。在这样一种悲惨困厄之中，曹操出手相救，从生死攸关这个角度看，曹操无疑是尽君臣之义，奉迎天子。
其二，曹操奉迎天子是奉诏行事。
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四回这样介绍，“‘太尉杨彪奏帝曰，前蒙降诏，未曾发遣，今曹操在山东，兵强将盛，可宣入朝，以辅王室。’帝曰，‘朕前既降诏，卿何必再奏，今即差人前去便了’。彪领旨，即差使命赴山东，宣召曹操”。由此可见曹操是奉诏迎奉天子，合乎法理，不存在挟天子之说。
其三，奉迎天子都许昌是活命之计。
当时，洛阳残败，无可为食，洛阳居民仅有数百户人家，尽去城中剥树皮、掘草根为食。而许昌近鲁阳，转运粮食方便。由此，董昭建议，迎天子都许昌。曹操认为董昭的建议，合乎情理，便采纳了董昭的建议，才迎汉献帝于许昌。
综上所述，曹操迎奉天子于许昌是奉皇帝之诏干了一件合乎君臣道义、合乎法理、合乎人情世故，顺从民望的事情，从道义、法理、情理上看，曹操是“奉主上以从民望”，而不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
三、与王允相比，更应是忠臣。
读《三国演义》，人们都以为王允是忠臣。其理由是王允联合吕布剿灭了董卓，恢复了汉献帝短暂的合法地位。为什么说只是短暂的合法地位呢？因为在以后的不久，董卓的部下，李傕、郭汜之流就打败了吕布，逼迫王允跳楼自尽了，汉献帝刚从董卓的虎掌中逃出来，又进了李傕、郭汜之流的狼窝，命运比在董卓那里更悲惨，汉朝统治下的百姓更是生不如死。
而曹操呢？曹操将汉献帝迎幸到许昌，最起码一点，给了汉献帝适合的生存环境，盖造了宫室殿宇，立了宗庙社稷，最少名义上还是尊奉汉献帝而号令天下，曹操统治下的北方，百姓有了较安全的生存坏境。
比较王允与曹操，如果王允算忠臣，曹操也不逊色于王允。应该说曹操更应该称之为忠臣。为什么?因为《三国演义》经常用来评判忠臣的标准是以伊尹与霍光为标的，说有伊尹、霍光之志则可，无伊尹、霍光之志则为篡。
伊尹、霍光是什么人呢？
伊尹：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元圣（第一个圣人）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、帝王的老师、中华厨祖。
传伊尹为了见到商汤，遂使自己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，说汤而被用为“小臣”。后为成汤重用，委以国政，助汤灭夏。
汤死后，汤孙太甲为帝时，因不遵汤规，横行无道，被伊尹放之于桐宫（今山西省-万荣县西，另说今河南省-虞城东北），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。3年后，迎回太甲复位，他为商朝理政安民50余载，治国有方，世称贤相。
霍光，他跟随汉武帝近三十年，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。汉武帝死后，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，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，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，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。
比照伊尹、霍光之志，王允不及格。因为他剿灭董卓后，不但没有改变汉献帝的悲惨命运，不但没有使百姓解脱兵祸，相反，由于董卓的部下反攻倒算，自己赔上了性命，汉献帝又重新回到了恶魔的手中，天下由此更加动荡不安。比照伊尹、霍光，王允不但无功，反而有罪。
另外，王允本人确实是无伊尹、霍光之志、他既无知人之智，也无知己之明。他依靠吕布领兵，借吕布来拱卫汉室，这是他无知人之智。他本人也不具备辅佐汉室的经天纬地之才。本来李傕、郭汜之害可以化解，因为董卓剿灭后，李傕、郭汜之流十分震惊与害怕，想痛改前非，效忠于朝廷，是王允不允许，要将李傕、郭汜之流与董卓一般处置，所以才逼迫这些亡命之徒作困兽斗，由此造成长安街血流成河的悲惨结局。对此，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《汉纪》有评论，意思是说，如果王允能正确对待董卓，协助董卓议政、限制董卓的权力（若王允之推卓而分其权），利用董卓而制止董卓犯罪（伺其间而弊其罪），也许会纾解国家的患难。
而曹操呢？迎奉汉献帝于许昌后，汉献帝有了自己的皇宫，而北方百姓的生活也慢慢稳定下来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曹操也算是有伊尹、霍光之志了，算作是一个忠臣了，最少不应该安上篡逆的罪名。
四、曹操同时代的人怎么看曹操。
曹操到底是忠臣还是篡逆之臣，同时代的人最有发言权，他们的评价更具合理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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