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知道的东西。”
“你在贝尔格莱德接应‘乌鸦’,然后带着钥匙到土耳其和已知的中情局特工接头,再逃到这里,现在你想说服我你只是一个发报员。普利斯科特的人通常不会把故事编得这么糟糕,普利斯科特是你的招募人,对吗?”
“从没听过这个名字。我只是,”他的喉咙像是被石子堵住了,莱昂咳嗽了一下,“我只是按领事的指令做。”
“哪一个领事?”
“斯特拉斯堡的领事。”
“关于我们在西欧的情报网,中情局知道了多少?”
“我发誓我不知道,我只是个发报员。”
“我也只是个签证处助理,从档案上看的话。”停顿,火光一闪,莱昂闻到烟草的气味,“你抽烟吗,克里斯滕?”
“不。”
“聪明的决定。”
中场休息,索科洛夫转而问起了康涅狄格,想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好地方,然后又问他是否喜欢斯特拉斯堡,以及它的阴郁天气和木板筋房。莱昂尽可能简短地答话,越发不安,想不明白审讯的节奏。
“为什么是热那亚,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?”他最后问道,更像是自言自语,而不是讯问,“海因斯的决定,还是你的决定?”
“他的。”
“你们的计划是什么?”
他的手开始发抖,莱昂把手交握在一起,试图制止这种颤抖。他的大脑费劲地运转着,给他展示一系列可怕的景象:海因斯的尸体,随后是他自己的尸体,倒在某栋旧房子的地下室里,额头有一个弹孔。“他死了,不是吗?你杀了他?”
长久的沉默,莱昂盯着黑暗中那点火光,直到它落在地上,被鞋跟碾灭。“回答问题,克里斯滕先生,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?借道法国,把钥匙送到军情六处的表兄弟手上,我想。别不作声,我没有兴趣把一条小鱼带回莫斯科,把你知道的告诉我,我把你放回水里,简单的交易。”
“我不——”
他挨了一拳,血腥味在嘴里炸开,震惊和疼痛一样尖锐;第二拳打在胃部,莱昂弯下腰,发不出声音。索科洛夫抓住他的衣领,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,几乎双脚离地。“你有一个小时可以考虑我的提议,克里斯滕先生,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,你已经准备好提供一些有用的答案了。”
苏联人松了手,莱昂滑到地上,蜷缩起来。灯熄灭了,门打开又关上,把他留在凝滞的黑暗里。
——
海因斯推开门。
热那亚已经彻底醒来了,贩卖甜食的推车、卖唱者和乞丐占据了广场上惯常的位置。雾气散去了,如果角度合适,能从建筑物的缝隙里看见港口林立的桅杆和船帆。格里夫斯跟在后面出来了,提着野餐篮,软拖鞋换成了一双深棕色的麂皮鞋。
如果有人恰好留意到他们,多半会认为这两位先生是去海钓的。这毕竟是个晴朗无云的日子,风浪有些,但并不足以构成问题。他们沿着坡度和缓的窄巷走向码头,一个有趣的组合,一个高而瘦削,看上去像只脾气不好的鱼鹰;另一个圆胖壮实,所剩不多的白发像棉絮一样装饰着耳朵。就海因斯记忆所及,这位偏爱彩色毛线背心的爱尔兰人一直都是意大利谍报网的一部分,六三年到六七年在罗马,六八年搬到这个西北港口城市,再没有离开。
“要是手头没钱,‘教授’会待在码头上,能晒到太阳的地方。只要有点零钱,他会在‘三角帆’咖啡厅里躲着,‘避风’,他是这么说的,‘我的腿疼得厉害’,只要有人听,他会没完没了地——哦,好极了,看,他在码头上,这可怜人最近恐怕运气不好。”
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,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,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。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,打开野餐篮,逐一取出威士忌、乳酪、苹果、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。“教授”大笑起来,听着像兴奋的狗吠,伸手拿起酒瓶,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,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。
“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。”海因斯说。
“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。”
“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。”
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,飞快地说着话,伴着夸张的手势,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i,催促他说下去。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,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。
“他说他从不忘记一张脸,好记忆是他的谋生手段,”格里夫斯开始翻译,“这个叫克里斯滕的男孩,他见过照片,大概两三天前,有人像我们一样在找他,很大方,承诺给他五十里拉,一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,但他大概知道这个人为谁工作。”
“谁?”
格里夫斯犹豫了一下,“他想先要五十里拉。”
海因斯点点头,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,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。“教授”撕开锡纸,把火腿塞进嘴里,说了一个名字。
“伊戈·卡扎斯基,”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,“一只码头老鼠,矮个子,总是戴着绒线帽。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,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,他妹妹在那里工作。”
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穴,堆满待售的捐赠物,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,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,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。“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。”她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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